文昭:生活在希望中,做快乐的中国人

【大纪元11月24日讯  更新: 2008-11-25 7:21 AM】笔者近期计划搬家,周末忙于看房找屋。由于新唐人电视台已在多伦多落地,而新唐人又已构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所以租房的时候,忘不了向准房东询问一声:是否可以通过他(房主)的名义向Rogers公司订购新唐人的服务,由我自己来付账单。我所看的第一处房,房主也是大陆移民,在表示可以帮这个忙之后,他问了一句:这个电视台是做什么的,有什么倾向?我太太在一旁回答,新唐人电视台揭示出了许多在大陆、和其他华文媒体不报导的事,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。不料此时这位仁兄大摇其头,说:改变不了,你们什么也改变不了。

《文昭谈古论今》YouTube频道

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:中国不管谁来执政,都是那样。共产党就算没了,你们认为就会更好吗?有毒食品不仅中国有、加拿大不也出现过吗?台湾不是民主了吗,怎么也出了陈水扁洗钱舞弊案?

我插了一句:“陈水扁不是被收监了吗?贵为前总统,也不能自免于刑责之外,这不正是民主与法制权威的体现吗?而且陈水扁的太太吴淑贞、女婿赵建铭当陈还在台上时,就已受到调查,这更是大陆无法做到的。”

这位仁兄眼睛一瞪,说了一句在我看来很难理解的话:“那为什么台湾的民主没有能防范陈水扁舞弊的发生?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是好的。中国历史上一直都那样,哪朝哪代没有冤案,没有杀过人?根本原因不在共产党,没了共产党也一样。”

我太太还想尝试和这位仁兄进一步沟通,我在一旁苦笑不语。当然,我可以说: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,不在于没有罪行发生,而在于罪行能被摊在阳光下、并被及时制止。我也可以说:加拿大也可能发生冤案,但法制社会的可贵之处在于,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申诉的机会,冤案不会被“批量”地、有目的制造。我还可以说:中国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确实曾血流成河,但任何一个王朝鼎定以后,首先要做的是休养生息、大赦天下;而不是像中共“建国”才是它“大杀天下”的开始。但是我从这位仁兄的目光中能读出,这样的话并不能打动他,他会有更多的理由在等着你,比如:“你又没生在古代,你怎么知道古代是那样的?”(——开个玩笑)

再回头想想,同胞中持类似观点的不是很多吗?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,特别是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,思考与辩论早已成了同胞们的强项,必须承认,我们很多同胞很有知识、很有才,可惜的是“才足以饰非”;也不得不承认,有些同胞很能辩论,遗憾的是“辩足以拒谏”。你想“说服”我,谈何容易?!拉倒吧,我还亲历过“文革”呢,那会儿你还是小学生呢!

好,让我们打住,抛开似是而非的雄辩滔滔、暂时忘掉让人头晕脑涨的奇谈怪论,人们的言论总是包含着个人的情绪、感受或经验。让我们关注这一个人、这一颗心。

就拿我这位准房东仁兄来讲,不管他说了多少,列举出了几万条理由,在我听来,他只是用不同的调子在重复著一句话:“我心里没有希望,一、点、也、没、有”。让我们翻译一下如下的观点,“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,谁执政都是一样”——现状是彻底无希望加以改变的,不论是谁来做。

“中国历史上不也有阴谋、冤案吗,几千年不是没有改变吗”——这句话其实更“深刻”一些,它要证明中国的现状不是某一个党造成,是由来已久的,来自于“传统”,某一个党不是罪恶之源,拿掉它也没用,因此更加彻底地没希望了。

“加拿大不也闹过有毒食品吗,台湾民主了又怎么样,照样也有营私舞弊”——不管你怎么努力,做到了什么,未来也不会更好。

总而言之、言而统之,过去、现在、未来,统统都是没有希望了,你就省了这份劲吧!这样的论调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?这让我想起了希腊的悲剧,希腊悲剧之“悲”在于其彻底的绝望。彻底的悲剧不在于主人翁家破人亡、身首异处;也不在于主人翁蒙冤负屈、背井离乡。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施加于主人翁身上痛苦的大小,而在于被剥夺了希望。

大家是否记得那个推石头的西西弗斯?他把圆石推到山顶,但圆石立即从山顶滚落下来,他只好回到山脚下从头做起,如此重复,永无停止的一天,他也永远无法摆脱这样的处境。这就是希腊戏剧中的“地狱”,没有牛头马面、没有油锅粪池。一切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,唯独少了一样东西,那就是——希望!

所以,这世界上最残酷的暴政并不是伏尸百万、流血千里;也不是巧取豪夺、穷奢极欲;甚至也不是焚书坑儒、摧残文化,而是杀死每一个人心中希望!它让每个人行走在世界上,却生活在希腊式的地狱中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如果心中没有希望,试问您能真正的快乐吗?

丧失了希望的心灵会用另一种形式来掩盖,就是表现得很有“智慧”——瞧,我看透了一切,我知道历史是什么样的、我也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,我早知道你们的一切作为都是徒劳的!但是,你快乐吗,你的内心充实、平静、愉悦吗?这个问题从来不需要谈论、也不需要辩解,自己的感受自己明白。即使能欺骗了全世界,也骗不了自己。如果这个“智慧”不能带来快乐,又算什么智慧呢。

要想杀死人们心中的希望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也需要一个过程。中共开始依赖的是有形的牢笼,像一个高压锅一样密不透风地控制着中国。但毕竟日子越过越苦,终有一天高压锅闷不住了,不得已对外开放。可是一旦人们接收了外部的信息,以往的谎言不就被戳穿了吗?别急,这时候党还有两手:第一:一个流氓如果想让人们接受他,最好的办法是说服人们,其实到处都有流氓,他并不是唯一的流氓,甚至在流氓中,他也不算特别的坏的。

因此我们总是听到说,“加拿大也出过有毒食品”、“民主社会也有贪污”,这意思是说,加拿大出过盗窃案,中国也出过盗窃案,所以加拿大和中国的社会治安是一样的。好吧,退一万步说,就算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别的流氓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认可你的流氓行径。因为我们的标准不是看有多少人在扮流氓,而是流氓行径压根就不合理。

也许有人说:“既然存在,就是合理的!”(这种“智慧”在我们的同胞中总是太多见),如果你承认这句话,你就得承认和它等效的另一个命题:“如果不合理,就不应该存在”。中国不合理的事太多,可是还在光天化日下挑战着人们承受力的底限。

第二个办法,党要说服你,不仅现实世界中是一群坏蛋当权;还要让你相信,历史上从来都是坏蛋得势;真有好人掌权,那也是昙花一现。让你不仅觉得现实中一片黑暗,而且从来都是一片黑暗。你在现实中找不到亮光,你在历史中也找不到亮光,你不可能把过去的火种带到今天来,因为那火种从来就没存在过!这招狠吧,它彻底窒息了你心中的希望。如此一来,五千年历史被阴谋化,宫庭政变和权力角斗成为了历史的主流,两面三刀和不择手段成了历史的“常态”。

如此一来,倡导人性博爱的孔子被贴了“阶级”的标签,成了“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”;诸葛孔明的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成了政治野心无法实现后的不得已选择;史上的明君仁政成了“邀买人心”的别有用心,等等。当把人心中窗户彻底关闭,并且把黑暗当成习惯、当成理所当然以后,你还能指望他能理解什么叫阳光明媚吗?还能指望他能想像出什么叫“明月松间照、清泉石上流”吗?

中共暴政的彻底之处在于它把密不透风的牢笼置于人们心中,让它成为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、标准,从而让人们自觉地成为它所需要的人、说出它所需要的话。当这一步完成后,外在的牢笼反而不那么重要了,它可以批准你出国,可是你出国以后会说:“原来加拿大也有贪污啊,世界上没一个政府是好的”。中共并不介意你认为它坏,它要的是你认为所有政府都坏;中共也并不介意你骂它卑鄙,它要的是你把古往今来的一切圣贤都当成道貌岸然的伪君子,“党妈妈”非常乐于培养这种“智慧”,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行动了,它也就安全了。

不少同胞嘴上也在骂着中共不仁不义,但岂不知这种骂,也是在“党妈妈”所教育的世界观之内的发泻不满,由于缺少积极信念、所以也必然缺少积极的行动,这种骂也只是在觉得个人在无能为力的同时发泻心中的不满,找回一点平衡而已,当然也改变不了什么。

还有一些同胞认为中共总有一天会无疾而终,让我们坐下来“老老实实”过日子、不闻不问,就等那一天到来好了。让我翻译一下这种观点,它等于是说:“不管社会怎么变化,不管别人如何,我既不关心、也不想让我的生活受到任何影响”。不得不承认,中共“无疾而终”的日子真的有可能会到来。不过,当这一天到来时,这些人并不会像自己所想像的那样能置身事外、安然无恙。因为在整个过程中,这些人什么也没有做、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而历史对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慷慨。

从中我们看到了恐惧,真的是怕,怕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每一个汗毛孔里。“静待中共无疾而终”的心理基础是,一方面深藏内心的恐惧、“老老实实”地过好今天的小日子,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如果有一天改天换地,自己还能坐享其成。人人都打如意算盘,可是遗憾地是总是一厢情愿地设想得过于美好:没有选择、没有付出,还能坐享其成。如果这也算一种“希望”,遗憾地是我想说它必然的结果是失望。因为历史老人是公正的,他从来不允许不劳而获的事存在。

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代替不了个人良知的觉醒,只有从内心摆脱了对邪恶的恐惧、拒绝暴政之后,社会才能不经受剧烈动荡和伤痛的情况,实现良性转型。我想这也是《大纪元》社论《九评共产党》的用心所在。但良心救赎的前提是,我们心中还有希望,我们仍然相信,纵然渺小的我,也总能做出选择,总能做些什么、改变些什么。

不管现实如何艰苦,不管未来如何,心中有希望的人总会生活得更快乐。我身边也总有朋友不理解那些在街头“退党服务中心”忙活的义工,如果今后再有人问我:“那是些什么人?”我想我会回答他们:“那是些心中怀有希望,并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。”